一要完善财产征收征用制度，特别是完善土地、房屋等财产征收征用法律制度，合理界定征收征用适用的公共利益范围，不得将公共利益扩大化，细化规范征收征用法定权限和程序。
[36] 王春业：《论我国立法被授权主体的扩容——以授权上海制定浦东新区法规为例》，载《政治与法律》2022年第9期。然而，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和中国海警局规章均存在特殊的情形，需要《立法法》予以回应。
[4]体系性甚至被认为是法律的内在属性。与此相应，《立法法》修改已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2022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初次审议的法律案项目。1984年以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在总结一年的立法工作时，将审议通过的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并列计数。由此，区域协同立法的性质、地位、法律效力，以及制定主体、制定原则、制定程序和监督机制等问题都需深入研究和适时明确。更高的法律效力等级和更强的法的拘束力是两个不同性质和层面的问题。
实践中，除了列入现行有效法律目录（292件）被视为法律的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外，还存在大量的其他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被官方文件认为是与制定和修改法律并列的一种立法工作和立法形式，[25]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8]在实践中，2011年3月10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宣布：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本文关注的庆典、仪式是激情流露的最佳方式——因为这些活动不可能由个人完成，必须要众多人合力才可以，这也正一步印证了，精神的安宁不能完全由个人来做。
[79] 参见马化祥等：《新中国成立60周年庆典的心理影响分析》，《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年第6期，第1137-1142页。她们双手合十，三次举过头顶，每人头顶上都放着一只小鸽子，然后，保持身体直立，她们纵身跳进了下方的火海之中。但是难题在于，西方世界不可能像伊斯兰那样让宗教在国家占据那么大的地位，中国也不会任由地方性的民间传统解决各地纠纷，我们还要走向民族国家，拥抱世界。其实，格尔兹所描写的也只是作为一个未进入现代的社会中权力之运行，并不是说这种巴厘模式才是主流，它并不能说西方的关于政治权力运行的模式就是错误的。
经过了中世纪的宗教国家的几个世纪的统治后，欧洲的大变局使得学术上发生了新的转机，这种学术变化反过来又推动了现代政治的形成。除了孩童之外，老人可能是由于离社会权力运行过于遥远，所以可以保持一种对于人的尊重，不会被科层化的权力网络遮蔽：如《穿条纹睡衣的男孩》中的布鲁诺和他的祖母。
[88]庆典的文化意义和认同价值很容易被资本和市场的逻辑所俘获，在现代这样一个消费的社会，如何使得激情不被资本俘获，丧失了它原本的含义？现代社会中，激情该如何安放？如何使得激情一方面满足人们脆弱心灵的需求，另一方面又不至于打破稳定的秩序？ 这似乎是一个悖论，因为激情本来就是缓解制度之僵化的新鲜力量，一旦被建制化，必然要失去其价值。现代性的问题在于，现代人类学将所有人当成了原子化的个人，假定人只有一种物质上的需求，本文要做的恰恰是回归本源的工作。[32] 在消耗财富的过程中，支配者也就处于危险之中。[⑩] 格尔兹，1999，第120页。
参见[美]克利福德•格尔兹：《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赵丙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13]理解尼加拉，必须探究那些情感，透彻阐释权力诗学，而非权力的构造，剧场国家的最富有意义的东西在于其夸耀性仪式、辉煌庆典。仪式之产生，仅仅是因为它们在那些无缘于逻辑思辨、神秘主义流溢说或形而上学牵挂的行为人的生存条件和潜在行为倾向中找到了存在的理由，第139页。[18] 格尔兹，1999，第131-133页。
如此，被半神化的国王自己被当成一个符号被崇拜，他逐渐远离了权力战场，以此换来一个孜孜以求的假象——他仍旧是最高的统治者。（二）火葬：最完美的王室庆典 火葬是最完美的王室庆典，最富戏剧性、形制最完美、规模最庞大、花费最昂贵，而且在积极重申、强调地位方面的专注程度也无出其右者。
牺牲者迈着坚定的而均匀的步子踏上了那块决定她们命运的木板。[24] 格尔兹在书中总结了三种类型的政教关系：第一，国王本人就是领袖祭司，第二，国王被剥夺了宗教职能，他与世界的联系需要依赖于祭司，第三，国王本身就是超凡的中心，祭司是他神圣特性的征象而已。
[38] 转引自格尔兹，1999，第120页。[61] 贡斯当指出了三点转变，城邦的扩大使得每个人在政治中的重要性降低，奴隶制的废除使得每个人自己工作压力增大，以及商业的发展使得个人独立性加强。[43] 同前注34，布迪厄书，尤其是卷一第七章关于象征资本的描述。前现代社会中，由上帝、宗教承担这样的职责，进入启蒙时代，我们误以为自己可以处理这一切。[⑥] 没有政府的社会何以可能？是人类学需要解决的问题，埃文思-普理查德将努尔人的政治描述为有序的无政府，尽管当地村落中没有一个可以得到公认的权威，但是有貂皮酋长（leopard-skin chief）来仪式性地调解纠纷，使得秩序得以维持。[55] 格尔兹，1999，第145、146页。
[19]这些宫殿建筑中也突出这样的寓意，首先，宫殿与宇宙万物相连，由于宫殿可以通世界，如此国王就从宇宙万物的想象中获得权力的来源。进入 邵六益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现代国家 社会契约 。
这一点在大屠杀中得到了最大的体现。[62]理性兴起以后，权力也就被理性化了，发展到极致便是福柯意义上的，任何时候都是权力，无所不在的治理像网络一样地网住了生活于其间的人，我们像是被扑捉到的小昆虫，但是始终不知道那只蜘蛛在哪里。
但是这种被去宗教化后的世俗国家贯彻政教分离，矛盾从宗教与国家之争转为个人与国家之争，国家丧失了针对个人的神圣性。但如果人是社会性的动物，那么他就有感情，有心灵层面的需求，进而社会的运行就要时常满足人内心的困惑，来安顿人的心灵。
参见[德]韦伯：《支配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5-317页。将统治的合法性诉诸于上天或宗教的手法很常见，通常有区分和勾连神俗两界这双重机制，以此来夯实并不牢固的国家根基。一旦社会进步了，人们现代化之后，经济上的发展促使人们改变传统观念，不再需要靠仪式来安顿心灵时，当人们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已经取代了对信仰，而统治者还在依赖这一套礼仪，肯定无法安抚百姓，至少无法安定诸侯大臣这些明眼人。除了火葬之外，其他的宫廷仪式也通过露天表演的形式，再现巴厘政治的核心主题，中心乃是典范的，地位乃是权力的根基，国家技术乃是一种戏剧艺术。
[21] 格尔兹，1999，第139-144页。[24] 不唯剧场国家，在古罗马或者现代之前的欧洲，也会通过仪式来传递权力。
[32] 格尔兹，1999，第161页。这一点从法律的地方性与普适性的对立可以看得很清楚：法律本身就是一个抽象于这种事实的多样性之上的理论构建，因为一种地方性的完美保存的前提是不与他人交流，一旦社会存在，各种地方性就会被侵蚀。
[33] 参见[美]弗兰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费孝通晚年对玉的研究非常重要，参见费孝通：《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燕京学报》新11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2]但我们还需要注意，此种转化不是绝对的，布迪厄提醒我们注意，就在当下，在现代化获得无可争辩的话语权的今天，很多行为的解释还是要依靠象征资本的概念，缺此无法解释很多问题，如婚姻的缔结中的权衡，如捍卫象征资本时的很多看似非理性的行为等等。[73] 同前注62，格莱德希尔书，第33页。[15]在社会制度发展完备前，系统强力背后需要生活世界的共识的交叉的支持：在形成社会后，这种生活世界的支持被建制化，一般被凝固在神魅之中。第二，通过一些庆典来实现国王的超凡魅力的再现，在这由祭司主导的庆典中，激情得以展现，宗教与世俗统治完美结合。
庆典时国王会在其王座上接受民众的膜拜，接见祈求者。中国古代的皇帝只是天子，他代表上天管理万民，他要向天负责，所以他要时常通过祭天来宣示正当性。
而即使这套权力机制运行完备，还有一个更大的风险。地方性的东西更像是激情的，而普遍的东西则必须是抽象的，是理性化的，在一起不可能是每个人都共享的。
巴厘剧场国家的统治模式的真正瓦解反而是随着理性化的到来而造成的变化。其次，国王是这个空间的中心：宫殿的整体设计要将整个宇宙囊括进来，似乎整个宇宙都在国王的掌控之中，至少国王就是中心，这和古代诉诸上天的正当性有关。
